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发端

今年10月14日，是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80周年。80年前成立的这个研究会，只存在了两年零两个多月，开过一次成立大会，一次改组大会，办过两期研究班，举行过大约两百多次演讲会、研讨会和茶话会，出版了三期会刊《新闻周刊》，出版了一本新闻学专著即徐宝璜的《新闻学》。该研究会拥有近百名会员，其中研究期满拿到听讲证书，有姓名可考的新旧两个研究班的会员，就不下55名。这是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发端。

第一个是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。他给这个研究会的成立以很大的支持。他是这个研究会的主要发起者，并且亲自出任会长。研究会的两位导师是他聘请的。研究会的许多活动，如成立大会、改组大会和研究期满颁发证书大会等，他都亲自参加。蔡元培之所以如此热心于新闻学的研究，首先由于他自己从事过新闻工作。早在辛亥革命时期，他就参加了上海的《苏报》、《俄事警闻》、《警钟日报》等革命派报刊的办报活动。其次是由于他对西方新闻学发展和研究情况的了解。他曾经留学德国，对那里的新闻事业作过考察，对欧美新闻学研究的进展情况也有很深的了解。

第二个是当时的北大教授兼校长室秘书徐宝璜。他是这个研究会的副会长、导师和实际上的会务负责人。徐宝璜是1912年前后被公派到美国留学的。在美期间，他在密西根大学专攻经济学和新闻学，是那一时期为数不多的在国外的大学学过新闻学的学者之一。1917年9月进入北大工作以后，先是在文科各系开设新闻学课程，继而又积极投入了新闻学研究会的筹备工作。新闻学研究会成立后，日常的会务都由他一手操办。以他在北大文科各系和他在研究会讲课的讲稿为基础，编写出版的那本《新闻学》，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本新闻学专著。他也因此有“新闻学界最初的开山祖”之誉。

第三个是当时担任北京《京报》社长和新闻编译社社长的邵飘萍。邵飘萍从1911年起就从事新闻工作，先后担任过杭州《汉民日报》的主笔和上海《申报》的特派记者，后来又在北京自办《京报》，当时已经是很有声望的名记者。他是这个研究会的促成者和积极支持者。早在1918年春，蔡元培筹划在北大创办新闻学研究会的时候，邵飘萍就写信给他，极力促成。新闻学研究会成立后，他又欣然应聘为导师，从这一年的11月3日起，他每周用两小时的时间，为研究会的会员讲学。他的演讲，密切联系新闻工作的实际，喻巧理至，生动活泼，很受会员们的欢迎。会员们的新闻实习活动，也主要由他安排和辅导。研究会的工作，实际上是由徐宝璜和他两个人共同完成的。

首先是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。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《循环日报》、《华字日报》创刊到本世纪初，中国人自己从事办报活动，已经有近半个世纪的历史。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时期，曾经涌现过两次办报活动的高潮。通过这些办报活动，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，迫切需要上升到理论的高度，对这些经验进行概括、总结和提高。正如蔡元培在成立大会的演说中所说：惟其发展之道，全恃经验，如旧官僚之办事然。苟不济之以学理，则进步殆亦有限。此吾人所以提出新闻学之意也。

其次是外国特别是西方新闻学的引进。早在本世纪初，一些介绍西方新闻学观点的文章，就开始被翻译成中文，介绍给中国的新闻工作者。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办的刊物《浙江潮》上，就发表过这方面的文章。1903年，留美日本学者松本君平所写的《新闻学》一书，被译成中文，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；1913年，美国新闻学者休曼所写的《实用新闻学》一书，被译成中文在上海广学会出版；加上1905年以后，开始有一些留学生，负笈东渡，从事西方新闻学的研究，把西方新闻学研究的最新成果，引进中国，使得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和对新闻事业感到兴趣的人，在新闻学的研究上有所借鉴，也引起了更多的学习人文科学的学子对新闻学研究的兴趣。

再次是新文化运动的发展。1915年以后，以《新青年》杂志为基地的一批急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，率先提出了“民主”、“科学”的口号和“文学革命”的主张，由此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，为“五·四”运动的爆发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，奠定了文化基础。北京大学由于蔡元培校长所采取的“学术自由，兼容并包”的办学方针，又拥有陈独秀、李大钊、胡适、鲁迅等知名学者，很自然地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，短时期内就涌现了近百个社团和刊物，校园内的思想十分活跃。新闻学研究会就是在这样的时间，这样的地点和这样的氛围里诞生的。可以说，它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。在北大校内，它既接受了校内其他社团的影响，也影响了其他社团。它们之间互相渗透，共同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开展。会员中的毛泽东、谭呜谦、谭植棠、区声白、陈公博、易道尊、罗章龙、高尚德、舒启元等人，不仅仅是这个会的会员，也是校内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，后来又都相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就是一个证明。

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，就十分投入地进行新闻学的研究和探讨。从研究会活动期间所产生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看，他们的研究，涉及新闻性质、新闻定义、新闻价值、新闻编辑、新闻评论、新闻采访、报纸广告发行和经营管理等新闻理论与实践的各个方面。他们的研究，对中国新闻学的研究，起了“筚路蓝缕以启山林”的开拓性的作用。他们所提出的某些观点和主张，如徐宝璜有关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和职业道德的论述，新闻工作者应该重视心理学研究的论述，“新闻如鲜鱼”和新闻必须讲究时效性的论述，以及新闻工作者应该杜绝“以非新闻而假充新闻”和有偿新闻的论述；邵飘萍有关新闻工作者要“主持公道，不怕牺牲”，要“贫贱不能移，富贵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，泰山崩于前，糜鹿兴于左而志不乱”，要“不为社会恶风之熏染，不为虚荣利禄所羁勒”，不要“利用地位，藉便私图”，以及新闻工作者应该有很强的敬业精神，采访前必须作好充分准备的论述，等等，不仅丰富了新闻学研究的内容，即使在80年后的今天，也还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。

首先表现在对待西方新闻学的态度上。会长蔡元培曾留学德国，两位导师徐宝璜和邵飘萍，一个留学过美国，一个留学过日本，对西方的新闻学，他们都曾亲炙，也都耳熟能详。但在讲学和研讨的过程中，从不生吞活剥和照搬西方新闻学的那一套。这从蔡元培、徐宝璜、邵飘萍这一时期的演讲和著作中，都可以看得出来。他们的讲稿中，除了少数地方为了说明问题，征引了个别的美国、日本的书刊资料外，绝大多数的事例，都取自中国。有关新闻理论的论述和各项新闻业务知识的介绍，既引进了西方新闻学的观点，供学者借鉴，也尽可能地结合中国的国情，贴近中国新闻工作的实际，使之中国化，成为中国人自己的新闻学。

其次表现在对待新闻实践的态度上。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研究的重点，是介绍和研究新闻学的理论。这一点，蔡元培在成立大会的演说中，讲得很清楚：“欧美各国，科学发达，……新闻学早已成立。而我国尚为斯学萌芽之期，……介绍欧美新闻学，是为吾人第一目的。”“印证学理，……使新闻学有特别之发展，是为吾人第二目的。”但是，从研究会的整个活动安排看，仍然十分重视新闻业务实践的训练。除听讲外，还为会员们提供了不少实践的机会。“介绍会员往各新闻社参观考察，及与中外通信社联络接洽”（见该会《简章》）是一种实践；组织会员编辑和出版会刊《新闻周刊》，是一种实践；安排会员到邵飘萍主办的《京报》馆实习，也是一种实践。正因为有这么多的实践机会，才使得相当多的会员，受到锻炼，不仅学到了一定的理论知识，也掌握了一定的业务本领。毛泽东只听讲半年，就能够独当一面在长沙创办《湘江评论》；高尚德也只听讲了半年，就能够担当起《新潮》主要编辑之一的责任，就是很好的证明。

以上这些，都值得今天的新闻学研究工作者认真学习和借鉴。